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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济南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向《联合日报》供稿《济南开埠：一座古城的近代转身》，受到报社高度评价，予以整版刊发，全文如下：
济南开埠：一座古城的近代转身
《联合日报》（2026年5月9日 03版）
张继平 张晓媛
1904年5月4日光绪皇帝奏准济南开埠，济南成为山东第一个自主开埠的城市。从自主开埠到主动开放，济南商埠的主权、治权和利权均归我所有。开办章程、租建章程和巡警章程，无不具有鲜明的自主化、公开化、法制化特点。开埠后的济南，社会风气为之一新，新鲜事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济南开埠，是一场历史性的抉择，是济南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转折点，也标志着济南城市近代化进程的开启，更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箭在弦上 主动应变
晚清内陆首个自主开埠名城
在山东巡抚（1899年12月—1901年11月）任上，袁世凯对于当时山东局势有着清醒的认识。他认为，“山东为京畿左辅，居南北要冲。自胶（州）、威（海）议租，两大逼处，强邻日谋进步，几若无复顾忌，可以为所欲为”，德国人建教堂、修铁路，“千里咫尺，入我堂奥，瞬息可达”，利权之失状况严重。1901年，袁世凯开始在山东大力推行新政，创办山东大学堂以推新式教育，成立商务局以便宜官商沟通。
1902年5月，周馥擢升山东巡抚。在山东巡抚任内，周馥把袁世凯在山东开创的新政局面大大往前推进了一步，使整个山东在那一时期成为全国局势较为稳定、发展较为迅速的省份之一，从而奠定了山东近代化事业的基础。
1902年12月，刚上任山东巡抚半年多的周馥冒雪察看了青岛租界。这次青岛考察，所见所闻极大地刺痛了搞了一辈子洋务的周馥的心灵，也更加坚定了他“自开商埠，以争利权”的决心和信心。他观城区建设，学城市管理之举，了解德国对租借地发展的规划，他还“召集华商温语宣慰”，并与胶澳总督特鲁泊举行了几次政治会晤，“谈了一些关于济南与青岛关系的具体问题……”周馥的青岛之行，亦开启了济南与青岛、中国与德国间的直接对话。
自甲午战争以后，以外争利权、内促富强为特征的自开商埠思想已被朝廷内外普遍接受，并逐步成为清廷的一项重要国策。1903年9月，商约大臣、山东人吕海寰向朝廷倡议“广辟商埠”。外务部批转了吕海寰的奏请，令“各省督抚详细查勘，如有形势扼要，商贾荟萃，可以自开口岸之处，随时奏明办理”。周馥认为，济南备好了开埠的硬件与软件。
在济南开埠的动议上，袁世凯与周馥更是一拍即合。为将新开之埠建成精心规划、文明有序的新城区，于天津、济南两地，袁世凯和周馥等人“不断函商”，进行了周密安排。先是成立商埠总局统一协调管理商埠事务，下设工程局，掌管界址内工程建筑、房地产、工商行政、税务、治安管理，并制定相关的规划与规章。袁世凯还邀请其亲信、原任上海道台的袁树勋参与济南商埠开办筹备工作，主要是打造规划管理体系。袁树勋带来了上海相关的法律规章作为济南新建商埠的样板，同时还参照岳州、秦皇岛等地开埠章程，对济南商埠开发建设与管理做好制度安排。当时，从东面来的胶济铁路已经修到了济南的地界，即将竣工。火车马上就要从青岛直接开进济南，济南必须抢占先机。
1904年5月1日，专门由济南赶到天津行馆的周馥与袁世凯，终于敲定经过一年密谋策划定稿的《直隶总督袁世凯等为添开济南潍县及周村商埠事奏折》。其中提到，“查得山东沿海通商口岸，向只烟台一处，自光绪二十四年德国议租胶澳以后，青岛建筑码头，兴造铁路，现已通至济南省城，转瞬开办津镇铁路，将与胶济铁路相接。济南本为黄河、小清河码头，现在又为两路枢纽，地势扼要，商货转输较为便利。亟应援照直隶秦王（皇）岛、福建三都澳、湖南岳州府开埠成案，在于济南城外自开通商口岸，以期中外咸受利益。至省城迤东之潍县及长山县所属之周村，皆为商贾荟萃之区，该两区又为胶济铁路必经之道，胶关进口洋货，济南出口土货，必皆经由于此。拟将潍县、周村一并开作商埠，作为济南分关。”
令人惊喜的是，清廷的办事效率还算高。5月1日，袁世凯、周馥上奏；5月4日，光绪皇帝朱笔一挥批道：“外务部议奏，钦此。”5月6日，外务部“议复奉旨允准”，并于5月19日“抄录通行”，周知天下。
济南，终于在胶济铁路通车前不到两个月，抢得先机，自主开埠。在中国近代开埠史上，由总督、巡抚奏请自开商埠者，袁世凯、周馥是第一人。在济南开埠的同时，将潍县、周村作为济南分埠，一省之内3地同时开埠，这也是前所未有的。
擘画商埠 启序泉城
济南自开商埠的整体规划与制度建构
济南自开商埠被批准后，山东当局马上加紧了开埠的准备工作。1904年5月6日清政府外务部表态支持济南自主开埠，第二天山东巡抚周馥便着手与署理闽浙总督李兴锐、江苏巡抚恩寿、湖南巡抚赵尔巽、两江总督魏光焘等联系，请他们将三都澳、岳州、吴淞口等地的开埠章程迅速抄寄济南，袁世凯也命人将秦皇岛开埠文件送来济南，以便参考起草济南的开埠文件。同时，在济南，巡抚衙门联系商务局“会同洋务局通盘筹拟，细察情形，随时详候核夺”。
新开商埠如同建设一座新城，必须有一套完整、系统、科学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。济南自主开埠的总体规划主要有《济南城外开埠章程》《济南商埠租建章程》和《济南商埠巡警章程》等文件。3个章程内容不同，适用范围不同，但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一种浓烈的与外人争胜的指导思想。
《济南城外开埠章程》是由袁世凯、周馥和署理山东巡抚胡廷干经过“往复筹商”，历经10个月字斟句酌而精心制定的。在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正月二十六日《直隶总督袁世凯、山东巡抚周馥会奏济南城外自开商埠折》中，特别指出“济南等处自开商埠与约开各埠不同，且为陆路通衢，亦与江海口岸有别”，强调了济南商埠的“自开”和“陆路”两大特点。这个章程作为开埠总体规划，内容涉及开埠工作的各个方面，充分体现出维护主权思想，共涉及九个部分：
一为定界，划定了其时商埠的界址：“查济南城外开设商埠，必须划定一区，以免牵连内地。现拟在西关胶济铁路迆南，东起十王殿，西至北大槐树、南沿长清大道，北以铁路为限。计东西不足五里，南北约可二里，共地四千余亩，作为华洋公共通商之埠。”并且规定：商埠区内“准有约各国，在该处设立照料商务之官员，准各国商民任便往来租地设栈，与华商一体居住贸易”。而“商埠定界以外，所有城厢内外以及附近各处，仍照内地章程，洋商不得租赁房屋、开设行栈”。二为租地，规定商埠内土地将由官方购买转租，民间“不得私相授受”。三为设官，拟由“济东泰临道就近监督”，下设工程、巡警、发审三局，章程同时还建议“再派一熟谙交涉大员住局会办，亦可由北洋大臣、山东巡抚酌派洋员，帮同办理”。四为建造，商埠开办后，需要在商埠内广筑马路、整修沟渠、建造办公场所、设立交易市场、还要“开井泉，种树木”，“拟先将界内地址分别测定，陆续筹款，分极要、次要、又次要，次第兴办”。五为税捐，章程指出济南因是陆路商埠，与其他口岸情形不同，暂不设官收税，以广招徕：“所有马路巡捕、路灯、洒扫，需用各项费用，先由华官自行筹备。”然后，“查看情形”，再按照其他口岸的通例“依次抽收”“届时华洋各商一体遵照”。六为经费，分为开办经费和常年经费两项，均奏请朝廷拨专款解决：“商埠甫辟，诸务俱兴”，需要大量投入资金，如“购买地亩、举办工程，约略计之，为数甚巨”，再如，“商埠办事人员薪，工差巡工食及一切因公杂项”，这些都需要“先行奏拨专款，随时撙节（节省、节制）动支”。七为禁令，规定商埠内违法者各依照本国律例惩办。八为邮电，规定设立邮政、电报、电话等新式通讯工具，但应严厉限制，不能由“外人”设立。九为分埠，强调潍县、周村作为分埠，“一切章程参仿济南城外商埠办理”。以上九条，除遵循章程规定外，还应分定章程以便遵守。
需要说明的是，济南商埠范围区界在《济南城外开埠章程》第一条中已明确划定，而作为济南商埠分埠的潍县、周村，则是在此4个月以后确定的。
《济南城外开埠章程》制定后，山东当局又先后制定了《济南商埠租建章程》和《济南商埠巡警章程》。
《济南商埠租建章程》共分15节，除重申开办章程的有关规定外，还规定：商埠四至“竖立界石”，强调商埠主权自操、外人不得干涉，并详细规定了租地办法。商埠范围内的土地，划为“福、禄、寿、喜”四等，其后加以编号。为了保证建设速度，规定了凡租地必须在2亩以上，但最多不超过10亩，不许转租。租地时，先要到商埠工程处递交租地申请，再由工程处派员核实土地等级、丈量地亩面积，最后由商埠总局知会监督衙门，洋人租地则由领事馆照会监督。除租金外，每亩地每年另外征收钱粮费2元。商埠区内，从防火安全角度禁止搭建草屋和板屋，不得囤积火油、火药等易燃易爆危险品。最后，还特别注明“潍县、周村两处分埠均照此章程办理，各事均归济埠统辖”。
《济南商埠巡警章程》内容更为庞杂，全文3000余字，涉及司法、治安、监督及社会管理诸方面，各种规定琐细繁缛。如：巡警局可“随时拘拿”各类嫌犯，并详细列明20余种犯罪类型；设定了“抬轿挑夫扛运货物应在中间行走，马车轿车东洋车来去皆偏左走”的道路行走原则；在商埠区内设立公厕，“不得在街前巷口大小便”。按照章程，巡警局内设审判公所，并详细规定了罚办、审理办法、取保待释、案件公开等执法细则。并规定潍县、周村设立巡警局，其工作人员由济南巡警局派驻，统由济南局管辖。
按照各章程规定，济南商埠定界范围占地约合2.7平方公里，与老城区面积几乎相同。一座新城即将拔地而起，“双子城”格局已初见端倪。
周日休沐 市井生趣
俗尚渐变 风气日新
济南开埠后，经济迅速发展，平等自由、移风易俗的新气象开始蔚然成风。济南作为北方的通都大邑，又得自开商埠之利，一大批新事物雨后春笋般破茧而出。济南气象，为之一新。
济南人有了“星期天”：19世纪末，西方星期概念引入中国后，最初受到社会舆论的公开抵制，维新思潮普及后，人们逐渐了解了西方星期日公休的意义，一些新式学堂和社会团体开始试行星期制度。直到1911年6月清廷中央机构才全部实行星期日休息制度。
当时，星期已经约定俗成地成为大都市生活的一种新型时间概念。济南开埠以后，星期制也逐渐为济南百姓所接受。辛亥时期前后，济南的许多公共文化娱乐场所，如图书馆、博物馆等，均以一星期为一个时间周期安排对公众开放的日程。民国三年（1914年）印行的《济南指南》在介绍山东省图书馆时说：“平日为男客游览期，星期六为女客游览期。星期二不卖票。”在介绍广智院时，也写道：“每逢星期三等日，延请华人之有名望者为会长，讲演科学及宗教。星期一为女界游览期，他日则任一般男界游览，不收票费。”
“洋车”风行济南府：济南开埠前后，人力车是当时的主要交通工具。这种人力车在济南被称作“洋车”。当时的“洋车”分为两种，一种是铁轮车，一种是皮轮车。1911年以前，木轮外圈箍裹铁瓦的铁轮车已经在济南普遍使用了十几年。胶皮轮人力车在1911年前后传入济南，由于这种车拉起来省力、坐上去平稳舒适，不到两年，便迅速在济南风行起来，占到了全部人力车的十分之九。据《济南指南》记载，当时皮轮车的价格是“每里约铜圆2枚，每时间铜圆12枚。每日约京钱2000文，包月约15元。”而铁轮车由于乘坐时不舒适，故价格较皮轮车便宜，“约少三分之一”。
那时节，手推车和马拉轿车也仍在使用，但比洋车的使用频率低。独轮手推车又叫“鹿车”，在济南还有两个形象的名字：“二把手”“一轮明月”。另外，当时轿子也仍在市里使用，比如二人抬的轿子，如果不出城，每天的价格是京钱2400文，出城则加钱1000，出圩子门则再加1000。如若上山或者去泺口，则每一里地加钱400文。
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，济南已经有了500多辆汽车。“通行于街衢之车辆，计有五种：一为羊角车，一为骡车，一为马车，一为人力车，一为汽车。……汽车每小时三元，统计不及六百号。”
济南说唱扬名全国：辛亥革命后，以山东大鼓为代表的济南说唱艺术得以更大发展，走向巅峰时期。
民国初年，济南的山东大鼓演员不下四五十人。他们的演唱内容，除大量增加了根据经典名著改编的新唱段，以适应城市上层社会的需要外，仍保留了许多传统唱段，如《老残游记》中提到的“黑驴段”。“山东鼓界领袖”谢大玉从小便从父亲那里学到王小玉（1867—1900年）演技的真传和遗韵。1903年春，13岁的谢大玉跟父亲去泰山观光庙会。当时，父亲让她在岱庙庙会上试唱一下。没想到，谢大玉临场不乱，尽情表演，博得台下来自全国各地听众的喝彩，人们给她取了个“十三红”的誉称。回济南后，她在趵突泉畔演出，名声大噪。后在京、津等地巡演十几年，所到之处聆听者无不为之倾倒。27岁时，谢大玉屡次受邀到河南开封一带演出，被当地媒体称为“山东鼓界领袖”。
那时，济南人的业余生活多是“到大明湖边去溜溜，或是到茶园里去喝碗茶，听个大鼓书”。20世纪30年代，著名作家老舍对趵突泉边唱大鼓书也有记载：“到了泉池，北岸上一座神殿，南西东三面全是唱鼓书的茶棚，唱的多半是梨花大鼓……”
济南自古以来就是曲艺繁盛之地。自济南开埠至20世纪60年代，济南的戏园、茶园、剧场等演艺场所已有五六十家。整个商埠区，入夜后“灯辉不夜，道洒无尘”，热闹非凡。
除此之外，济南开埠后，文明结婚成为时尚，“新式婚礼都于青年会、公园四照堂及齐鲁大学之礼拜堂中行之”；济南人有报纸看了，1903年6月创办《济南汇报》，1904年3月《济南报》创刊，1914年前后济南报业发展迅猛，到1927年之前，济南已有近20家报馆，据1934年出版的《济南大观》统计：时济南共有23家报刊，17家新闻通讯社。
来源：联合日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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